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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别逼她,怎么就这么难

    发布日期:2022-06-22 04:05    点击次数:115

    哈尔滨一位门卫上班时脑出血、抢救无效身亡,却因为“没在48小时内死亡”、未被认定为工伤的新闻,在这几天内掀起了争议。

    而随着案件细节被报道,一个残酷的场景被展现在了大家眼前。

    想象一下:

    你的亲人在工作时突发疾病、医生回天乏术,最后一口气只是靠机器维持。

    而律师告诉你,如果继续维持生命体征、让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话,会面临无法申请工伤赔偿的风险。

    你会如何抉择?是坚持继续抢救,还是含泪为亲人拔管?

    这个无比残忍的伦理抉择,正在一遍遍地、在千万个小家庭中上演。

    是为活着的家人留一份保障?还是为濒死的家人尽最后一份尝试?

    很多家庭决定“全力抢救”,但也因为“并未在48小时内死亡”,最后无法获得视同工伤的认定与赔偿。

    这不免让人质疑——条例里的“48小时内死亡”的规定,合理吗?

    01

    48小时决定生死与金钱

    去年3月12日凌晨,哈尔滨某供热公司收发室的一位门卫,在值夜班时突发脑出血。

    他的妻子柳兴平拨打了120急救,被送到医院抢救后无力回天。

    当日5时51分,医生告诉柳兴平已没有抢救必要,并让她在病危(重)通知书上签了字。

    “人什么都不知道了,都是靠呼吸机维持着”,医生也曾建议她拔掉丈夫呼吸机。

    如果拔掉,她和家人可以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,尝试申请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赔偿,标准是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。

    2013年约为49万,2020年提高到80多万,而2022年的金额达到了94万的高额数字。

    但柳兴平没能做出这个决定,她想让外地工作的女儿赶回来看到父亲最后一眼。

    61小时后,柳兴平与女儿商量,拔掉了丈夫的呼吸机。

    三个月后,他们从哈尔滨人社局收到了丈夫的《不予认定决定书》,无法获得赔偿。

    柳兴平所面临的抉择,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艰难而残酷的。

    且不论亲人突发疾病本就是巨大噩耗,赶到医院的亲属往往要应对医院的一张张单据、跑流程缴费检查,接收诊断结果乃至病危通知。

    大多数人的精神都会受到极大冲击,情绪无比慌张。

    平淡平静的生活一朝破灭,自己突然就被推到了需要直面亲人死亡的绝境。

    更折磨人性与良善的是,在这种情况下,相当于亲人的“生死权”交到了自己手中。

    对于哀恸的亲属而言,48小时的时限看起来既短暂又残忍。

    柳兴平无法接受“不予认定”的结果,在接下来的一年内进行了申请行政复议。

    并将哈尔滨人社局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以及供热公司一并告上法庭,进行了两次上诉。

    不久前二审结果出来,法院驳回其上诉,维持原判、不予认定。

    柳兴平的遭遇绝非个例,2020年2月,广州某物流公司的一位没有社保的保安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。

    稍有不同的是,广州这起纠纷还牵扯到了公司对抢救时间的影响。

    在保安发病被送医、两次手术抢救后,医生明确告知了家属和公司“病人已经不可逆转地脑死亡”。

    当时从四川乡下辗转赶到广州的妻子,打电话给了物流公司说脑死亡的事,“公司说人是一定要救的,医院不行就转院”。

    于是妻子决定“再等一等”,丈夫也因此被留在高额的ICU中维持心跳。

    两天后主刀医生检查病人状况后,再次劝告妻子放弃,这一次公司方没有再坚持,家属们商量思考后也决定放弃治疗。

    妻子没有想到,她把丈夫多留在人世间的40个小时最后摊上了大波折。

    丈夫死后她去找公司,而对方称这不是在48小时内死亡、不算工伤,此前已经为她垫付16万多的医药费。

    双方僵持许久,公司最后借给了她2万元让她处理身后事,打了借条。

    这两个相似案件中,患者家属在收到“不予认定工伤”的结果后都进行了上诉。

    然而结果却一悲一喜,哈尔滨门卫案件中被拒绝认定,广州保安案件最后得到了赔偿。

    为何法院的判决结果会不同?48小时的界限是否太残忍?

    出于朴素的正义观,我想大多数人都更希望看到遭遇悲剧的家庭能得到些许补偿的结局,莫让“麻绳专挑细处断,噩运只找苦命人”。

    但如果把这一问题慢慢深究下去,你会发现背后不只是时间界限的问题,而是一个法、情两难全的无奈局面。

    02

    为什么48小时的限制,难以随便延长?

    看过这些案例,大多数人或许都会产生一个疑惑:

    48小时的规定合理吗?会不会太短了?

    让我们构想一下,如果把时间延长、长到72小时会怎样。

    对于上述两个案件中抢救时长50多、60多的家庭肯定更有利了,但其余的、诸多超过72小时抢救的怎么办呢?

    难道多挽留了亲人一天,就更应该接受拿不到赔偿的结果吗?

    届时所有问题依旧存在,只不过是48变成了其他数字。

    人们依旧会疑惑,“73小时就不行吗?凭什么?”

    毕竟说到底,普通人其实无法接受的是要用时间上的分秒之差,去决定一个人的死亡能否获得赔偿资格。

    而且对亲属来说,这一时长不论是48还是72,要面临的残忍抉择都是一样的。

    终究是要在规定时间之前,自己去决定,要多看亲人一眼还是要赔偿。

    从道德伦理而言,这一规定似乎显得不近人情。

    但少有人知的是,这一规定存在的初衷,反而是法律“近人情”的一种努力结果。

    关于工伤的判定,在法律上其实有两个概念。

    一个是“工伤”,一个是“视同工伤”。

    前者是比较符合大众普遍认知——因与工作相关的种种原因受伤。

    譬如在建筑工地上干活被松动的零件砸了、坐公交车上下班结果遇上公交车祸等等,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对此有细致规定。

    而“视同工伤”,是一种外延。

    它所保护的情形,往往在原因上难以找到和工作的直接因果关联。

    就像上文所举两个案例里的——在上班时间突发脑出血。

    客观上看,我们很难论证脑出血和工作之间有什么直接关系。

    如果严格按照工伤认证来,这一情况拿不到赔偿。

    正是考虑到劳累、紧张等因素的存在,才出现了“视同工伤”的规定:

    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,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,视同工伤。”

    这相当于出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考虑,把赔偿的范围往外扩了一点。

    更多人拥有获得赔偿的可能,更多遭遇亲人离世的家庭可以多一笔物质支撑。

    帮助更多弱势者,初衷是好的。

    但问题就在于,“更多人”的范围要外扩到什么地步呢?

    道义上我们当然希望救助所有的弱者,但企业也好、我国的工伤保障资金体系也好,都存在一个上限,这就是现实最大的无奈之处、能救助的人有限。

    倘若越过了这个边界,工伤保障体系会存在崩溃的风险。

    当下的规定里就已经存在一些颇受争议、被不少人认为“不该赔偿”的情形。

    2020年10月底,上海曾出现过一名员工刚入职、到岗2小时后突然晕倒在地的事件,员工送医后被判断为猝死。

    公司为此喊冤,觉得自己也没安排重体力活、工作环境也符合规定,认为自己不该为此买单,事情发酵后不少网友也觉得“冤”。

    不过最后经调解,依旧按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对员工家属进行赔偿95.47万。

    其中90.47万是工伤保险,另外5万是公司出于人道主义给予的补偿。

    工伤赔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笔巨额支出。

    一场TED关于工作压力的演讲中提及,在美国关于工作压力、员工离职、影响工作的慢性病、工病、工伤造就的成本约为2.2万亿美元,相当于美国GDP的约12%。

    也正因如此,赔偿范围的划定需要慎之又慎。

    03

    残酷的48小时困局,有解法吗?

    法律不能因为存在“上班两小时猝死”这样的个例,就认为范围定太宽、随意取消赔偿;

    也没法因为存在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未受赔偿的情形,就简单地把时长一再延长。

    但并非毫无出路,我们或许可以思考一些更为灵活的可能途径。

    目前学界上关于“48小时工伤认定”的讨论,其实主要集中在一个点:

    如何更精准地给“视同工伤”下定义。

    一部分人认为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,“死亡”的标准有可讨论的空间。

    譬如前文提及的广州保安案件中,妻子向法院提起上诉后,得到了主刀医生的出庭作证。

    主刀医生从专业人士的角度陈述:临床医学上普遍认为,不可逆的脑死亡可以被视为死亡。

    一审判决书中法院也表达了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,指出患者转入ICU时已无自主呼吸,之后一直处于呼吸机介入的状态。

    并最后判决,患者家属应当得到工伤赔偿。

    看起来“承认脑死亡”是一个可能途径,但问题是,目前国内医院很难在临床上出具书面的脑死亡诊断。

    既需要多方专家医生会诊签字,也需要出具脑电图、存在很多设备与技术上的受限。

    而且对脑死亡的认定,也只能解决部分家庭面临的难题。

    毕竟也存在不少家庭是经过了大型、长时间的手术后,超过48小时、最后依旧未能抢救成功。

   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曾出现过一个第8647号建议,提出:

    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,突发疾病死亡或经抢救无效死亡的,视同工伤”

    舍去了时间限制,似乎能包容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。

    2019年人社部对这一建议进行回复,表示将在完善制度的过程中予以参考。

    在世界范围内,目前也只有日本等少数国家在规定上相对松动,把“过劳死”这种难以理清病因的疾病纳入工伤保障范围。

    但相对应的,认定“过劳死”的过程复杂且严格。

    2019年日本过劳死赔偿案件共有2996件,其中精神损失案件2060件,仅有46%的人获得赔偿。

    2019年日本名古屋地方法院认定了一名丰田员工因工作过度身亡,但这名员工,其实在2002年就已去世。

    案件背后是他的亲人坚持上诉,并搜集掌握能证明过度加班的证据。

    漫长的诉讼时间与成本、诉讼失败的可能性,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有勇气去承受。

    不过目前在国内,对遭遇“48小时工伤困局”的家庭而言,最有效的方式仍然是依法上诉。

    只是各地司法机关对此的意见与判决并不一致,法官既需要顾虑保护弱势、保护劳动权益,也需要顾虑对工伤基金的影响。

    一面,是48小时接近时,摆在家属面前是否要为了赔偿放弃抢救的痛苦人性抉择,“万一有奇迹、万一能救活呢?”

    另一面,是对社会工伤保障基金体系的保护、对企业权益的平衡。

    在更科学的死亡认定、工伤判定标准诞生之前,我们只能依赖具体的地方法院,对个例们进行具体分析与评判。

    在搜索资料时,我浏览到了这样一则、被评为第四届全国法院“百篇优秀裁判文书”的文书。

    案件中家属在医生“继续救治将骨折”“死亡不可逆”的劝阻下放弃了抢救,超过了“48小时”13分钟。

    最终北京市海淀法院将其判决为了“认定工伤”,而审判长如此评价案件带给她的感受:

    “人在面临生死时,无论是放弃治疗,减轻痛苦,还是坚持救治,不放弃一丝一毫的可能性,都是人之常情。

    就这个案子来说,家属在抢救过程中的艰难抉择,是本能更见真情,合常理更合人情。”

    “对法官来说,只要有界限在,就会有临界值存在,法律不强人所难,法官也不是机械套法条的‘工具’,我们要合理地去解释规则、界定边界。”

    “不能是只知砌砖而不对自己所建筑的房子负责的泥瓦匠。适用法律时有必要对条文进行适当解释,实现法与情的平衡。”

    在理性与感性的权衡之间,我们或许只能意识到:

    审判官所提出的法与情的平衡,可能是目前最合情合理、又稍显无奈无力的解法。